4. 需求因素
養老基金和其他信托基金對普通股的購買是最近發展起來的。毫無疑問,這推動了股份的上漲,就像它已經改進了主要普通股的潛在技術力度一樣。1949年以來,通過向公眾出售新的或附加的普通股所出現的一小部分資金,其效果被加強了。無疑,這一因素與其他因素一樣,為其不出現時普通股總體有更高的平均價格和價值提供了依據。完全不可能把這一陳述轉變成增加價值的特殊度量。但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會有多少新的購買者,無論他們的根據是多么誘人,這一因素的出現也不能說明任何一個可預測的或實際達到天文數字的市場水平是正當的。
5. 冷戰
作者毫不懷疑冷戰對商業水平的維持起了積極的作用,并且這一情況很可能會持續下去。盡管這一觀點非正統且不受歡迎,但當真正的和平和裁軍似乎有點可能時,股市不穩定的反應支持了這一觀點。在1964年1月的《商業和金融紀事》雜志上,一位著名的權威人士給出每年導致牛市和熊市的一系列因素。促進牛市的因素包括：“巴拿馬危機及其影響,亞洲重要的麻煩地區,冷戰的升溫。”
與以上觀點相對,促進熊市的因素為：“國防開支的削減,并且預期到1970年消減400億美元。”如果不間斷的世界緊張和周期性的國際危機可以作為投資者信心和每個更高的股價的基礎,那就說明我們生活在和以前不同的金融世界。
我發現1964年的股價受到了多種因素的作用,其中一些是真正重要的新的因素,其中一些是以前的牛市以之為基礎的老的因素,還有大量自相矛盾的因素。認為一切都沒有真正改變是荒謬的。毫無疑問,股票的潛在價值自1949年以來已大大提高了,即使是用老的估價標準也已經翻了不上3倍。但是,這個變化足以保證新的和寬松得多的價值標準和尺度嗎？如果回答“是”,投資者的問題就遠未解決；事實上,他可能發現他陷入了困境。直率地講,如果1964年的水平還不是太高,那么我們能說哪一種價格太高呢？上面引用的一般觀點,即使正確的話,也有太多的危險性。投資者會不會對1200點的道.瓊斯水平與目前的890多點用同樣的邏輯呢？這樣的結果顯然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它顯示了基于沒有定量檢查的一般化操作的內在危險。
接受流行的“新時代”哲學的投資者,如果以其1964年購買重要股票所支付的價格作為依據,那么只要股市繼續上漲,他就會繼續接受這一哲學。因而,當他帶著毫無根據的過度自信進行投資（或繼續投資）,那么,引起他非常后悔的價格將會來臨。作為回顧,這一時期和20年代之間的相似性變得很明顯了（1962年后,態度和內心的大部分變化已相當明顯,但被證明是非常暫時的）。隨著牛市的全面恢復,這兩個時代之間多樣的和重要的差別給我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但保守型的投資者最好記住,華爾街最可信的描述總是包含在一句古老的法國諺語中：“萬變不離其宗。”
走什么路
投資者不應該由于在這本書中讀到這一點,就得出1964年的市場水平僅是危險的結論。投資者應該拿我的結論和華爾街許多有經驗人士的不同結論進行對比,最后,每一個人必須作出自己的決策并接受由此引起的責任。然而,我認為,如果投資者不能確定如何做,他應該采取謹慎的策略。在1964年的情況下,正像這里所闡述的,投資的原理應遵循以下準則（以其重要性為序）：
1. 不要借貸資金用來購買或持有證券
2. 不要增加投入普通股的資金比例。
3. 減少普通股股份的持有,當需要時,將其降低到占總投資組合的最多50%。盡可能地繳納資本所得稅,資金收益應投資于一等債券或作為儲蓄金。
在一段時間內真正遵循美元平均成本計劃的投資者,既可符合邏輯地繼續他們的階段性購買,也可中止購買,直到他認為市場已不再危險。我決不支持在1964年末的水平上開始或重新制定一個美元平均成本計劃的做法,因為在新的投資計劃執行后如價格很快上漲一個危險的高度,那么投資者就不會有耐心來堅持這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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